支行的工作，曾经耗费了梓涵多少心血，冷暖自知。
梓涵觉得，自己如今已经功成名就。
他虽然不像其他那些曾经的法律同行，那些各省分行法律部的老总们，他们中很多人后来离开了法律部门，去往分、支行建功立业，最后成为省级分行的领导，也许他们是很多人眼里的“功成名就”。
但梓涵的理解是，他经历了支行初创时的艰辛，取得成功时的喜悦，位于巅峰时的心旷神怡，如今似乎就差一个平淡时退隐山林的微笑了。
通过与李行长的几次交往，梓涵感觉到，李行长社交广泛，为人豪爽，尤其善于与企业家交朋友。李行长与杨行长，以及很多梓涵经历过的行领导有很大的差别。
梓涵认为，谢行长和杨行长这两位行长均具有极高的政治智慧，这表现在他们与政府相处时候的那种融洽，显示了他们在官场上的干练与老道之处。
徐行长就显得更加自我一些，他所追求的是很多身居高位的人无法理解的东西，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是特立独行、孤傲、冷峻。
也许是因为刘行长出自大型国有军工企业，他由于没有在银行基层工作过，所以显得很不接银行的“地气”。虽然他性格善良，但其能力真的不敢恭维，尤其是他与当地政府的关系，可以用“稀烂”来形容。也许他并不适合银行这种特殊金融性质企业的氛围，而且梓涵觉得，他本人更缺乏一种担当的勇气和杀伐决断的能力。
李行长的所作所为虽显得有些张扬、狂妄，甚至是一种自恋，但矫枉过正也许是一种管理风格。假如需要绝对的权威，在省行这种奴性十足的文化氛围之中，也许恰到好处，让那些乌合之众敢怒不敢言。梓涵认为，李行长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，并充分行使了一把手绝对的权力，这真是一位高手。
在他“统治”时期，虽然省行的业绩平平，但是他的创新政策频出，彰显了河北人善于总结和表达的特质。在总行领导的赏识下，或者也许是某一位处权力巅峰大佬的荫庇和加持下，他才有可能如此的风生水起、游刃有余。
李行长到任省行一把手没多久，就降服了省行几乎所有的副行长。这些副行长中的有些人，可能本来就能力有限，又完全被明哲保身的理念所左右，以至于这样一个单位出现了那么多扭曲的事情，却诡异地和谐、美满。
虽然李行长大会、小会便会反反复复地强调他的那些“语录”，如果从语法、逻辑和用词等综合方面考量，这些东西多属于正确的废话，但却不乏有人为其“鼓与呼”。虽然很多人私下骂娘，但是没有什么卵用，你本人就是一个nothing，你的谩骂真的是球用不顶，连个屁都不如。
在支行经历了这些年的磨练，梓涵看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天花板。他觉得，如果继续坚持下去，外派去一个理想的海外分行工作几乎没有可能，同样，再提拔一级也完全没有任何机会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他恐怕只能在分支行与省行机关部门之间转来转去，直到退休。
实际上，李行长虽然待人严厉，但对梓涵还是不错的。他们几次共同与客户交流、吃饭，梓涵感觉李行长还是比较容易接近，但前提条件是，只要你认他这个“老大”。
可话说回来了，谁敢不认啊？
这段时间，梓涵总是睡眠不好，经常半夜醒来就睡不着了，一直折腾到天亮。然后，他晕晕乎乎开车去单位上班，或者去省行参加没完没了的分析会、工作会议。
他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，全身而退？这些天，梓涵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
城北开发区支行目前已经步入正轨，这些年，经过梓涵提名或者主推提拔的一批年轻干部，在各个岗位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，虽然班子会上、支行的大会上梓涵依然正襟危坐，念着越来越无聊的“经文”，但是，他的思想因为厌倦这种生活而早已飘到更远的地方。
前些日子，梓涵一度放弃了的“钓鱼事业”又被他捡起，他和朋友坐在水边，聊的更多的，是他今后应该如何发展。
平日的各种应酬宴席上，梓涵也是少言寡语，总显得若有所思，这些都是不在状态的表现。
梓涵也反思过，自己是否舍得放下目前的氛围，放下那种“前呼后拥”的虚幻景象？因为他知道，自己一旦退出“名利场”，他将有可能一无所有，变得无人问津。
人生有舍必有得，有得必要有舍，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。
马上又要到开年中工作会议的时候，梓涵想到大家坐在一起开会的场景，想到大家逐一汇报各自的工作情况，被领导一一点评，然后在一起吃吃喝喝、推杯换盏，表现出的那种虚假的祥和，他本能地就有些生理反应——恶心。
他找到省医院的朋友，朋友为他开了诊断证明：严重的抑郁症。
梓涵甚至严重怀疑，自己真的有了这种症状，因为医生在诊断证明中所描述的种种症候，恰恰是他目前的状况。梓涵知道，假如再干下去，自己可能就真会病入膏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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