梓涵显得有些自以为是，他作为一个“拉托”的人，实际上对于解决问题所起的作用并不大。
因为，即使梓涵确实认识梁院长，而杨行长身为一行之长，假如想要认识梁院长，甚至更高层级的领导，肯定比他更容易。而且，今天晚上大家相谈甚欢，完全是因为人家法院的领导是看在银行一把手的面子上，而不是梓涵这个中间人。
可惜梓涵当时并没有这样想，他自以为解决省高院司法建议函的问题，就是自己大功一件，就可以在杨行长心目中占据一定的地位，就可以稳固自己在省行法规部的地位，甚至可以尽快转正。
在各部门的述职会上，梓涵将收回菊花园大厦资金的事情浓墨重彩说了一番，又将诸如协助总行举办的两次会议、员工合规档案之类的破事儿说了个彻底。但是对于作为“第二道防线”（也不知道哪位脑残设计的“三道防线建设”）如何解决“屡查屡犯”问题，他似乎谈不出什么新意。
杨行长发挥他自己的认识，将“二屡”问题增加了“屡改”，后来变成他经常说的“三屡”问题。梓涵还经常性地、有意地在内控委员会报告中更正为“屡查屡犯”，因为梓涵认为这是总行定的“调子”，似乎是一条“铁律”，不应该有所创新。
这种增加一种说法，看似无所谓的事情，在领导眼里恐怕是另外一回事儿。当然，梓涵不应该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”，也许杨行长就随口一说，或者他认为，这些问题又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，又不是“铁板一块”，完全可以突破和创新。
梓涵不像其他的老总，尤其不像那些浸淫机关多年，那些“多朝元老”们可以准确“揣摩圣意”。机关嘛，就是务虚更多一些，尤其是像法规部这种后台部门，你不是一条“老泥鳅”，如何在这种“人精”聚集之地混得风生水起呢？
梓涵肯定不够这个资格。
刘行长主政的时候，将风险管理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，也许是他大国企的经历，又因为他从大国企直接到了总行，而且在总行的风险管理部工作。
上一任的徐行长拓展有加，但是后来赶上了金融风暴、经济出现下行趋势，继而影响房地产业的发展，所以不良资产如雨后春笋，不断爆雷。
其实那时候的房地产企业规模都比较小，而且，可能银行想想办法，帮助一些企业度过难关，也许是双赢的局面。
但是，刘行长的质朴刚健，导致很多贷款到期以后，就是不给办理展期或者盘活，所以省行的不良率一直居高不下，总行对此也无可奈何。
之所以刘行长提出想回到总行，总行立刻同意，也许总行的领导也认为，刘行长确实不适合做一方“诸侯”，也许觉得他做事的手法过于偏激，对分行的整体发展不利。
好在省行体量偏小，在全国系统内影响不大，不良资产比率再高，也不至于影响总行全局。
杨行长来自宁夏，出身基层。从他经历看，他在银行很多部门都干过，又在西藏工作多年。虽说，那里的业务体量在华都银行总的盘子里微乎其微，但毕竟那里是苦寒之地。
高原，对于人的身心都有摧残，能够坚持在那里就相当了得。
与刘行长相比，杨行长算是一个“苦孩子出身”，虽然他的家世也绝非一般。
那么，经历不同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。
杨行长来了以后，将工作重点放在业务发展方面。他在业务发展的同时，希望各部门协调配合分支行，保业务发展，而且还不能出事儿。
省行之前出过多起案件，虽然没有出过广东、黑龙江、海南那样的惊天大案，但也属于劣迹斑斑。
业务发展不咋地，还出案件，你一把手再辛苦努力、勤政爱民也毛线都不顶。
一把手不是来做秀的，更不是搞“清水工程”的。
之前，那些经营过程中出问题的支行行长，很多都被刘行长任上搞下去，这些人或者成为无人管理的“游子”，或者成为悠哉游哉的督导，拿着不菲的工资还不干活儿。
估计杨行长来了以后也摸清了一些情况，对于一些部门的一把手有了感性的认识。
但是，省行的一把手到任不会马上动干部，更不会立刻提职干部，尤其是不可能立刻将原来刘行长时期拟提职的干部予以兑现。
而梓涵却根本不了解这些政治规则，每天还做着自己的“春秋大梦”，以为有朝一日，公示下来，他就此转正。
菊花园大厦的事情解决了，领导承诺兑现的奖金一直没有到位。
之前，梓涵也没有事先就此事形成文件，或者留下文字性的东西。此时此刻，他不合时宜地提出奖励兑现问题，财务部门拿不出任何可以兑现奖励的依据。
财务部门让梓涵找依据，他怎么可能有啊？这不是恶心人吗？你们职能部门都找不出依据，让受奖励部门自己搞，这能搞出个鬼啊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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