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安十二年（207年）的深秋，荆州新野城的官邸内，一阵清脆的啼哭划破了萧瑟的空气。
刘备望着怀中刚刚出生的幼子，这位年近不惑仍居无定所的枭雄，眼中罕见地流露出温柔。
彼时的刘备，虽寄寓于荆州牧刘表麾下，却始终怀揣着兴复汉室的宏愿。
他为幼子取名刘禅，表字公嗣，饱含着延续刘氏基业的殷切期望。
建安十三年，曹操挥师南下，刘表病逝，其子刘琮不战而降。
刘备被迫率军民南撤，在当阳长坂坡遭遇曹操精锐虎豹骑。
混乱中，甘夫人抱着尚在襁褓的刘禅与刘备失散。
赵云单枪匹马，在曹军阵中往来冲杀，七进七出，终于在乱军之中寻得母子二人。
当赵云血染征袍，将安然无恙的刘禅交至刘备手中时，这位素来以仁德着称的主公，竟将幼子掷于地上，叹道：“为此孺子，几损我一员大将！”
这戏剧性的一幕，不仅稳固了赵云等武将的忠心，更在无形之中为刘禅的童年蒙上了一层特殊的政治色彩。
年幼的刘禅或许尚不能理解这其中的深意，但这场生死考验，却成为他乱世人生的开篇序章。
此后数年，刘禅跟随父亲辗转流离，从江夏到江陵，再到益州。
这段动荡的童年经历，虽让他远离了安稳的生活，却也让他早早见识到了世事的无常与残酷。
在刘备麾下一众谋臣武将的守护下，刘禅在战火与纷争中逐渐成长，那些耳濡目染的军事谋略与政治智慧，悄然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。
章武三年（223年）春，白帝城笼罩在一片压抑的氛围之中。
刘备病入膏肓，将诸葛亮等重臣召至榻前，进行最后的托孤。年仅十七岁的刘禅，跪在父亲的病榻前，聆听着那沉重的嘱托。
刘备对诸葛亮说道：“若嗣子可辅，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”
这番话语，看似是对诸葛亮的信任与放权，实则暗藏玄机，既是对诸葛亮的试探，也是对刘禅的警示。
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，年轻的刘禅展现出了远超年龄的政治智慧。
他尊诸葛亮为“相父”，将军政大权悉数托付，看似懦弱的背后，实则是对蜀汉局势的清醒认知。
彼时的蜀汉，经历了夷陵之战的惨败，元气大伤，国内人心惶惶，外部曹魏、孙吴虎视眈眈。
在这样的困境下，唯有依赖诸葛亮的威望与才能，方能延续蜀汉政权。
刘禅深知，自己初登大宝，根基未稳，与其贸然亲政，不如让诸葛亮全权处理国政，自己则在一旁学习历练。
诸葛亮主政期间，刘禅始终保持着恭顺姿态。
他全力支持诸葛亮的北伐战略，尽管多次面临粮草匮乏、百姓疲敝的困境，仍坚定为前线提供后勤保障。
每当诸葛亮出征，刘禅便坐镇成都，安抚百姓，处理政务，确保后方稳定。
他对诸葛亮的信任与尊重，不仅体现在言语上，更落实在行动中。
对于诸葛亮的各项决策，刘禅几乎言听计从，从不轻易干涉。
这种君臣之间的默契与配合，成为蜀汉政权在乱世中得以存续的重要保障。
然而，长期的放权，也让刘禅逐渐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。
他虽为一国之君，却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，成为了权力的象征。
但刘禅并未因此心生不满，反而以一种隐忍的态度，默默接受着这一切。
他明白，在蜀汉的特殊国情下，唯有如此，才能维持政权的稳定。
当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，刘禅的政治生涯迎来了重大转折。
他果断停止北伐，将战略重心转向休养生息。
为了避免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，他废除丞相制度，以费祎、蒋琬、董允分掌军政大权，形成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。
在这一过程中，刘禅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手腕。
他巧妙地平衡各方势力，既充分发挥了费祎、蒋琬等人的才能，又确保了自己的统治地位。
这种权力分配方式，成功维持了蜀汉政权的稳定近三十年，期间蜀汉国内经济逐渐恢复，百姓生活也趋于安定。
景耀六年（263年），一场决定蜀汉命运的战争悄然降临。
司马昭调集大军，兵分五路伐蜀。
姜维率领蜀军主力在剑阁据守，凭借天险顽强抵抗，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形成对峙之势。
然而，谁也没有料到，邓艾竟率领一支奇兵，偷渡阴平，绕过剑阁天险，直插蜀汉腹地。
当邓艾的军队出现在江油时，蜀汉朝廷顿时陷入了一片恐慌。
江油守将马邈不战而降，邓艾长驱直入，很快兵临绵竹。
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率领蜀军在绵竹拼死抵抗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全军覆没，诸葛瞻父子壮烈殉国。
绵竹失守后，成都门户大开，邓艾的军队如潮水般涌来。
此时的成都城内，兵力空虚，粮草不足，难以抵御如狼似虎的魏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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